工信部8月初在“2011年上半年石油和化學工業經濟運行情況”中披露，今年1至5月，我國原油表觀消費量為1.91億噸，增長8.5%，對外依存度高達55.2%，首次超越美國(53.5%)。這一數據引起了廣泛的關注。

　　8月15日，發改委發布數據稱，據有關方面統計數據測算，上半年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54.8%，較2010年上升1個百分點，但仍低于美國同期水平。按美國能源部能源信息署(EIA)1—5月份數據計算，美國原油對外依存度61%。發改委對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超過美國的否認，可以使人稍稍松一口氣，但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連年攀升卻是不爭的事實。

　　中國社科院2010年發布的《能源藍皮書》預測，10年后，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將達到64.5%；國際能源署更是預言，中國原油需求增速未來若保持不變，石油進口依存度或將升至80%。

　　在經歷了一輪又一輪的“油荒”、“氣荒”、“電荒”之后，中國原油對外依存度不斷攀升的事實再次叩擊著人們的神經，叩問著中國能源和經濟發展的深層次問題。

　　原油對外依存度連年攀升的警示

　　算賬一：簡單的加減乘除，可以讓我們看到真實的能源家底。

　　“中國是人口大國，也是人均資源的小國，能源更是如此。”中國工程院院士、國家能源咨詢專家委員會副主任杜祥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，“這是通過簡單的計算就可以得出的結論。”

　　杜祥琬說，至少未來十年，傳統的化石能源依然是世界能源的主導，那么我國化石能源的家底是怎樣的?

　　我國的原油家底不豐厚，雖然三大石油公司千方百計勘探找油，但為了能夠在較長時期內穩定供應，不竭澤而漁，近年來原油年產均在兩億噸左右。由于需求的快速增長，1993年成為原油純進口國后，我國原油對外依存度連年上升，目前已接近55%；西氣東輸、川氣東送使人們對清潔能源天然氣寄予厚望，但目前我國天然氣(包括煤層氣、頁巖氣、天然氣水合物等非常規天然氣)大規模開采還面臨著方方面面的難題；即使是我國相對豐富的煤炭資源，儲采比也不到40，儲采比是已探明儲量除以每年的開采量。也就是說，按現在的開采速度我國的煤炭也就不到40年的供給量。而世界平均水平煤炭儲采比超過100。同時，現在一年開采30億噸原煤中，科學產能只有一半，強勁的需求不得不容忍一定的非科學產能。非科學產能意味著高昂的環境代價、資源浪費和礦難頻發。

　　人均家底薄，整體家底也不厚，支出又是怎樣的呢?

　　來自工信部、國家能源局和煤炭工業協會的信息表明，我國多年來能源供給增長緊跟GDP增長，煤、電、油、氣供應長期吃緊。

　　在國家“十二五”規劃中，已明確提出降低單位GDP能耗、降低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、限制能源消費總量的目標。但“十二五”開局之年，能源增長仍然偏高，“能源荒”仍舊困擾著中國經濟。

　　“階段論”為高耗能保駕護航何時休

　　算賬二：美國占全世界人口不到5%，卻消耗世界20%的能源。如果全世界都向美國學習，則意味著四個地球的能源才能養活全人類。

　　“2010年我國GDP為世界總量的9.5%，能源消費總量已占世界總能耗的19.5%。這組數據說明了什么?”杜祥琬分析說，“從這組數據可以看出，一方面，我國的單位GDP能耗已高出世界平均水平一倍；另一方面，以占世界近五分之一的人口消耗占世界五分之一的能耗，我國的能耗比例與人口比例相當。人均能耗已達世界平均水平。”

　　然而在現實中，“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的階段特征論”正在成為粗放發展和高耗能保駕護航的“有力說詞”。

　　“在工業化高速發展階段，需要大量基本建設，能源消耗適度偏高是正常的，但高到如今的程度是否合理?長期如此高下去是否可能?我們還是用事實和簡單計算來說明吧。”杜祥琬說。

　　杜祥琬告訴記者，即使是發達國家，也因為各自資源稟賦和所處國際環境不同，走出了不同的工業化道路。從世界范圍看，以美、英為代表的國家工業化初期確實有一段時間單位GDP能耗很高，甚至比我們現在還要高，但很快就降下來了。德國工業化的過程能耗比美英要低。而日本的發展則可以作為一個反例，由于日本資源短缺，日本不得不選擇節能的道路，在高速工業化的同時單位GDP能耗遠低于我國目前的水平。

　　“我們不能與美國這樣的國家比人均能耗。美國的發展道路既不是規律，也不是榜樣。算算賬就可以明白。”杜祥琬告訴記者，美國占全世界人口不到5%，卻消耗世界20%的能源，現在美國的人均能耗是中國的4.5倍，如果中國的人均能耗達到美國的水平，就意味著全世界的能源都要由中國消耗，這是絕對不可能的。如果全世界都向美國學習，則意味著四個地球的能源才能養活人類。目前中國的人均能耗已達世界平均水平，要繼續發展必須將人均能耗控制到顯著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水平。

　　“經過三十年的高速發展，我國GDP總量已達世界第二，我們有了強大的物質基礎，有了底子，也有了經驗和教訓，從‘不發展是最大的問題’到現在已變為‘不科學發展是最大的問題’。”杜祥琬說。

　　必須抑制粗放式發展的沖動

　　算賬三：不合理的能源需求到底有多少，離開“三高”路在何方。

　　關于發展道路，杜祥琬提出，“以粗放的能源供給滿足增長過快需求的能源供給模式”，可簡稱為A模式，A模式應逐步轉變為“以科學的供給滿足合理的需求”的新型供需模式，簡稱“B模式”。

　　以水泥為例，來說說“合理需求”：從2000年到2010年，我國水泥年產量從6億噸增至18.4億噸，已占世界水泥總產量的近60%(鋼、鐵等高耗能產業情況類似)。據專家們計算，現有產能已足以滿足每年同時完成25億—30億平方米建筑竣工面積、10萬公里公路、7000公里高速公路、6000公里鐵路、1500公里高速鐵路和改建新建20個機場，已超出住房和各種必要社會基礎設施建設的合理規模。

　　客觀上，這些高耗能產業已趨于飽和，再人為拉高其增長，只會使資源和環境的約束進一步趨緊，而那些既無科技含量又不惠及民眾的高樓攀比工程、面子工程、高端投機性建設、高爾夫球場等，本來就是應當抑制的不合理需求。

　　中國環科院的一項研究表明，我國每年的GDP增長中有3.4%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獲得的。錢雖然多了，社會質量下降了，就會有違“以人為本”的發展初衷。

　　杜祥琬邊說邊畫圖，用庫茲涅茨曲線解釋，一條是代表污染的縱軸，一條是代表發展的橫軸。我們不要重走西方“爬山包”的倒U型老路，要爭取發展的同時污染少增加的“隧道效應”，就是有污染的增加也要盡量爬“小山包”，落實“新型工業化道路”。

　　杜祥琬指出，粗放發展的標志是“高投資、高消耗、高污染，低質量、低效益”，概括起來就是“三高兩低”。對于中國這樣一個人均資源有限、環境容量有限的人口密度大國，必須精心設計仔細謀劃，抑制粗放大躍進的沖動，科學發展才能保證可持續性發展。

　　我國經濟在取得巨大成績的同時，也積累了一些深層次的矛盾。經濟建設有自身的客觀規律，長期高速增長是不可持續的,GDP更不是越高越好,“十二五”規劃將年均GDP增長目標定為7%,就是最高決策層在主動調整經濟發展速度。

　　“對于GDP增長不夠高就無法滿足就業需求的擔心可以理解，但轉變經濟結構是破解難題的根本途徑。”杜祥琬說，“有關專家的研究表明，第三產業7%的增長吸納的就業與第二產業10%的增長提供的就業相當。”

　　面對中國能源家底的現實，杜祥琬呼吁，要大力節能，提高能效，控制總量。同時我們也要努力發展大有希望的可再生能源和核能。在全社會倡導“適度的物質消費，豐富的精神追求”的生活方式，反對“攀比奢華”的不良風氣，中國的人均能耗、人均轎車數、人均排污量，單位建筑面積能耗等必須控制到顯著低于美國等發達國家的水平，這是節約型社會的必然內涵，也是創新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必然要求。